晋挚虞创为《文章志》,叙文士之生平,论辞章之端委,范史《文苑列传》所由仿也。肉县文士记传,代有缀笔,而文苑入史,亦遂奉为成规。至于史学流别。讨论无闻,而史官得失,亦遂置之度量之外。甚矣,世之易言文而惮言史也!夫迁、固之韦,不立文苑,非无文也;老庄申韩、管晏、孟荀、相如、扬雄、枚乘邹阳,所为列传,皆于著述之业,未尝不三致意焉。不标文苑,所以论次专家之学也。文苑而有传,盖由学无专家;是文章之弛。然而史臣载笔,侈言文苑,而于《春秋》家学’,派别源流,未尝稍容心焉,不知将自命其史为何如也?《文章志》传,挚虞而后,沈约、傅亮、张骘诸人,纷纷撰录;傅亮《续文章志》,沈约《宋世文章志》,张騭《文士传》。
指亦不胜屈矣。然而史臣采掂,存其大凡,著录诸书,今皆亡失。则史氏原委,编摩故迹,当其撰辑成书之际,公骘私楮,未必全无征考也。乃前史不列专题,后学不知宗要,则虽有踪迹;要亦亡失无存。遂使古人所谓官守其书,而家世其业者,乃转不如文采辞章,犹得与于常宝鼎《文选著作人名》之列也。常书凡三卷。唐李肇著《经史释题》,宗谏注《十三代史目》,其书编于目录部类,则未通乎记传之宏裁也。赵宋孔平仲尝著《良史事迹》,其书今亦不传,而著录仅有一卷,则亦猥陋不足观采也。
夫史臣创例,各有所因。列女本于刘向,孝义本于萧广济,晋人,作《孝子传》。忠义本于梁元帝,《忠臣传》三十卷,隐逸本于皇甫温,《逸士传》、《高士传》。皆前史通裁,因时制义者也。马、班《儒林》之传,本于博士所业,惜未取史官之掌,勒为专书。后人学识,不逮前人,故使未得所承,无能为役也。汉儒传经,师法亡矣。后史儒林之篇,不能踵其条贯源流之法,然未尝不取当代师儒,就其所业,以志一代之学。则马、班作史,家法既失,后代史官之事,纵或不能协其义例,何不可就当时纂述大凡,人文上下,论次为传,以集一史之成乎?
夫儒林治经,而文苑谈艺,史官之业,介乎其间,亦编摩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。或以艺文部次,登其卷帙,叙录后语,略标作者之旨,以谓史部要旨,已见大凡;则不知经师传注,文士辞章,艺文未尝不著其部次。而儒林文苑之篇,详考生平,别为品藻,参观互证,胡可忽诸?其或事迹繁多,别标特传,不能合为一篇,则于史官篇内。亦当存录姓名,更注别自有传。董仲舒、王吉、韦贤之例,自有旧章,仲舒治《春秋》,王吉治《毛诗》,韦贤治《鲁诗》,并见《儒林》而别有专传。两无妨害者也。夫荀卿著《礼》、《乐》之论,乃非十二子书,庄周恣荒唐之言,犹叙禽、墨诸子,欲成一家之作,而不于前人论著,条析分明,祖述渊源,折衷至当;虽欲有功前人,嘉惠来学,譬则却步求前,未有得其至焉者也。
注释
译文
晋挚虞创始作《 文章志》 ,叙述文人的生平,论说诗文的源流,是范氏《 后汉书• 文苑列传》 所仿效的。从此以后,文人记传,世代有写作,而文苑人史书,也就尊奉为成规。至于史学流派,没听说有探讨研究的,而史官得失,也就不考虑了。严重啊,世上把谈论文章着得容易而畏惧谈沦史学。司马迁、班固的史书,不设立文苑传,不是没有文章。老庄申韩、管晏、孟荀、司马相如、扬雄、枚乘、邹阳,所作的列传,都对著述的事未尝不再三表达意思。不用文苑作标题,是论定一家之学的缘故。文苑有传,大概因为学术没有一家之学,是文章的衰落。但是史官记载,夸大地谈论文苑,而对《 春秋》 家学术,派别源流,未尝略微留意,不知道会自认为他们的史书是怎么样。《 文章志》 传,挚虞以后,沈约、傅亮、张鹭等人纷纷撰写,傅亮《 续文章志》 ,沈约《 宋世文章志》 ,张鹭《 文士传》 。弯曲手指也计算不过来。但是史官采集摘录,保存那大要,著录的各书,现在都散失了。而史学家始末,编集时的旧事,当编写成书的时候,官府档案私人文字,未必完全不能求取考察。但过去的史书不列专篇,后来的读书人不知道要旨,那么即使有踪迹,终究也散失没有存留。于是使古人所说的官员掌管那相关书籍,而一家世代继承学术,却反倒不如讲究文采的诗文,还能加人常宝鼎《 文选著作人名》 的行列。常书共三卷。唐李肇著《 经史释题》 ,宗谏注《 一犷三代史目》 ,那书编在目录类,那么不和记传的宏大体裁相通。宋代孔平仲曾经著《 良史事迹》 ,那书现在也不流传,而著录只有一卷,那么也浅陋不值得观赏采择。
史官创立体例,各有凭借。列女传源出刘向,孝义传源出萧广济,晋人,作《 孝子传》 。忠义传源出梁元帝,《 忠巨传》 三十卷。隐逸传源出皇甫谧,《 逸士传》 、《 高士传》 。都是过去史书普遍的体裁,根据时势确定内容。司马迁、班固《 儒林传》 ,源出博士的学业,可惜没有采取史官的职掌,编写成专篇。后人学识比不上前人,因此使后人没有得到可继承的,没有能力做这事。汉儒传授经学,师法失传了,后世史书的儒林传,不能接续马、班贯穿源流的方法,但未尝不取当代儒者,就着他们所研究的,来记载一代的学术。那么马、班作史家法已经失传,后代史官的事,纵使不能调协那主旨和体例,为什么不能就着当时编纂著述的大体情况,人事的优劣,论定排列成传,来集中一部史书的各个方面呢?儒林研究经学,文苑谈论文学,史官的职业,在两者当中,也是编写的不可不知所要做的事。有人认为艺文志分类排列,登载史书卷数,叙录跋语,大略显示作者的意旨,说史部要旨已经见到大概。却不知道经学老师的注解、文人的诗文,艺文志未尝不著录它们的部类,而儒林传、文苑传详细考察生平,另外作出品评,对照察看,互相证明,怎么能忽视呢?有人事迹繁多,另外作单独的传,不能合成一篇,那么在史官篇内也应当保存姓名,再注明另外单独有传。董仲舒、王吉、韦贤的例子,自然有老规矩,童仲舒研究《 春秋》 ,王吉研究《 毛诗》 ,韦贤研究《 普诗》 ,都见《儒林传》 ,而另外有专传。两者互不妨害。荀卿著《 礼论》 、《 乐论》 ,而指责十二子书;庄周放纵广阔无边际的言论,还评论禽滑厘、墨翟诸子。想要完成一家之作,而不对前人论著剖析分明,对继承渊源评判最适当,即使想要对前人有功绩,对后学给予恩惠,譬如后退而要求向前,没有能达到目的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