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者,左史纪言,右史纪事,朱子以谓言为《尚书》之属,事为《春秋》之属,其说似矣。顾《尚书》之例,非尽纪言;而所谓纪事之法,亦不尽于春王正月一体也。《周官》五史之法,详且尽矣;而记注之书,后代不可尽详。盖自《书》与《春秋》而外,可参考者,《汲家周书》似《尚书》,《竹书纪年》似《春秋》而已。然而《穆天子传》,独近起居之注。其书虽若不可尽信,要亦古者记载之法,经纬表里,各有所主;初不拘拘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二体,而即谓法备于是,亦可知矣。三代而后,细为宫史,若《汉武禁中起居注》、马后《显宗起居注》是也;大为时政,若唐《贞观政要》、《周显德日历》是也;以时记录,历朝起居注是也;荟粹全书,梁太清以下实录是也。盖人君之德如天,晷计躔测,玑量圭度,法制周遍,乃得无所阙遗。
是以《周官》立典,不可不详其义,而《礼》言左史、右史之职,诚废一而不可者也。
纪之与传,古人所以分别经纬,初非区辨崇卑。是以迁《史》中有无年之纪,刘子玄首以为讥,班《书》自叙,称十二纪为春秋考纪,意可知矣。
自班、马而后,列史相仍,皆以纪为尊称,而传乃专属臣下,则无以解于《穆天子传》与《高祖》、《孝文》诸传也。今即列史诸帝有纪无传之弊论之。
如人君行迹,不如臣下之详,篇首叙其灵证,篇终断其大略;其余年编月次,但有政事,以为志传之纲领;而文势不能更及于他,则以一经一纬,体自不可相兼故也。诚以《春秋》大旨断之,则本纪但具元年即位,以至大经大法,足为事目。于义惬矣。人君行事,当参以传体,详载生平,冠于后妃列传之上。
是亦左氏之传,以惠公元妃数语,先经起事,即属隐公题下传文,可互证也。
但纪传崇卑,分别已久;君臣一例,事理未安;则莫若一帝纪终,即以一帝之传次其纪后。如郑氏《易》之以《象传》、《绿辞》附于本卦之后之例,且崇其名曰大传,而不混列传;则名实相符,亦似折中之一道也。方志纪载,则分别事言,统名以纪,盖所以备外史之是正,初无师法《春秋》之义例,以是不可议更张耳。
注释
译文
古时候左史记言语,右史记事。朱子认为记言语是《 尚书卜一类,记事是《 春秋》 一类,他的说法近似正确。不过《 尚书》 一类不都是记言语,而所说的记事的方法,也不全部用在《 春秋》 一类编年体上。《 周礼》 五史的制度,详细又全面;而记载类的书,后世不能完全知道。大概从《 尚书》 和《 春秋》 以外,可参合考察的,《 汲家周书》 类似《 尚书》 ,《 竹书纪年》 类似《 春秋》 而已。然而只有《 穆天子传》 接近起居注,这书虽然好像不能完全相信,总之也说明古时记载的方法,经和纬、内和外,各有所主管的,本来不拘泥于《 尚书》 、《 春秋》 两种体裁,而就认为方法在这两种体裁中完备,由此也可以知道了。夏商周三代以后,小的有宫中记载,例如汉武帝时《 禁中起居注》 、后汉马皇后《 显宗起居注》 就是;大的有政治措施的记载,例如唐《 贞观政要》 、后周《 显德日历》 就是;按照时代记录,历朝的起居注就是;聚集成一书,梁太清以下的实录就是。大概君主的德行像天一样,用日髻计算,按天体运行度次测量,使用浑夭仪度量,依据圭表测算,制度周全,于是能没有遗漏。所以《 周礼》 建立典章,不可不了解它的内容,而《 礼记》 说到左史右史的职责,确实是废弃其中一个就不行的。
纪和传,古人是用来区别经纬的,起初不是划分高下的。所以司马迁《 史记》 中有不编年的纪,刘知役最先根据这发出指责;班固《 汉书分自序,称书中十二篇纪作“春秋考纪”,意旨可以知道了。自从班固、司马迁以后,各史书互相沿袭,都把纪当作尊称,而传却专门归于臣下,这就没有道理解释《 穆天子传》 和《 高祖》 、《 孝文》 等传称传的情况。现在就各史书诸帝有纪无传的弊病沦说,例如君主的事迹不及臣下的详细,篇首叙述吉凶的征兆,篇末评判一生的大要;其余按年月编排,只记载政事,当作志、传的纲领,而文势不能再涉及其它,就因为一经一纬,体制自然不能兼有。果真用《 春秋》 的大旨判断,那么本纪只陈述元年即位的情况,直到重要的制度和法则,足够当作纲目,在道理上就恰当了口君主的事迹,应当参照传体,详细记载生平,放在后妃列传的前面。这也像《 左传》 用叙述惠公第一位夫人等的几句话,叙述《 春秋》 经之前的事,就属于隐公越下的传文,可以互相证明。但是纪和传的地位向低,区别已经长久,如果君臣间样,在事理上不合适,那么不如一位皇帝的纪结束,就把这位皇帝的传排在他的纪后面,像郑玄《 易》 注的把象传、象辞附在本卦后面的例子,并且尊祟名称叫作大传,而不和列传混合在一起,就名称和实质相符合,也好似把握适中点的一个方法。方志记载,则区分事和言,统,一用纪作名称,用来准备史官的审正,方志本来没有效法《 春秋》 的体例,不至于因此不能讨论改变方法。